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魏沛娜今年是张爱玲诞辰周年。在众多纪念出版活动中，皇冠出版社近日出版《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无疑最为亮眼。这是关于张爱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首度曝光。
年，张爱玲为了完成学业，从上海来到香港，因缘际会结识了宋淇、宋邝文美夫妇。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就此开始三人长达40年的往来通信。张爱玲视宋淇和宋邝文美为下半生最信任的好友：“我的信除了业务方面，不过是把脑子里长篇大论对你们说的话拣必要的写一点。”她在信里和他们讨论文学创作、出版业务，更详实记下在美国生活的种种琐事：她惦记的旗袍样式、她做的梦、她的食衣住行、她的迁徙和病痛……
据介绍，《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始于年，止于年，超过封书信，从中不仅可以看见她的写作过程、她和宋淇夫妇之间的真挚情谊，更从字里行间映照出时代变迁的缩影，而这部书信集的问世，也开启了另一扇了解张爱玲的窗，堪称研究张爱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附：本书收录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我与张爱玲，与我的父母》一文
我与张爱玲，与我的父母
宋以朗
时光匆匆过去，今年已是张爱玲诞生一百周年，而曾经见过她本人的人已是寥寥可数。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张爱玲，所以我会不停地被问及我对张爱玲的回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四年。当时我只是一个五岁小童，对这位张阿姨没有什么印象，也不记得她在语录里提到我的事儿：听见琅琅吃药：（一）戴着药丸如护身符。（二）想出花样，有落场势，好像不是为了加白糖才肯吃。《张爱玲语录》倒有我们俩的一个集体回忆：你们卧室的小露台像“庐山一角”，又像“壶中天地”。语录批注说：“五十年代，我们居于北角继园，父母卧室约三四十平方。一进门，迎面是落地的磨砂玻璃墙，前行数步才见右边有一道小走廊，拐一个弯便通到露台。露台也由落地的磨砂玻璃包围，只有打开中层的窗子方望到外面景物。由于露台设计独特，初入卧室根本不会察觉，仿佛别有洞天，于是张爱玲便有上面的妙喻。”我对这个小露台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在那里营建了一个纸制印第安人帐篷，我躲进去就不用理会大人们了！
▲宋淇和宋邝文美之子、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网上资料图片）
一九五九年夏，我家从港岛北角继园搬到九龙加多利山。我自己有个小房间，里面有简单的床、桌、椅、柜。柜子里有很多书，包括一大堆《秧歌》与《赤地之恋》。这两本书故事文字，也算是“平淡而自然”，十多岁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我反复看过多遍，但我没有追问父母与作者的关系，当然也没有想到那些由作者亲笔签名的初版书有一天会是价值连城。一九六一年，张爱玲再访香港，在旺角花墟附近租了房间，从我家步行过去只需几分钟。后来她临走前退了租，却发现还有电影剧本未写好，便来我家借住两星期。我让出房间给她，自己到客厅“喂蚊”。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多年来我不知被问了多少遍对张爱玲的印象这个问题，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说。我写过一篇关于张爱玲轶事的短文说：张爱玲整天就只神秘兮兮的躲在卧室，即使偶尔同枱食饭，彼此间也静默得宛如隐修院的院友。她从不挑剔饭菜，胃口也不大，但根据我家老佣人阿妹的暗中观察，她最爱吃的似乎就是隔夜面包，大概是有胃病问题。至于外表，她身材高瘦，打扮朴素，阿妹分析说衣服都是她自己裁的，我不肯定是不是，只是印象中没见过她穿旗袍。记得最清楚的，倒是她深近视又不戴眼镜，看事物总要俯前──也许她担心把我和姊姊混淆了。这些年来我屡次受访，讲述对张爱玲的印象，也不外乎上面讲的那些。我搜索他人对张爱玲的印象，希望可以引发出我自己的记忆。例一：曹可凡在《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引用白先勇回忆张爱玲与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殷张兰熙等人的一九六一年台北宴会：白先勇先生记得，那天和张爱玲的聚餐安排在西门町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苏州菜馆……她身穿素淡的旗袍，但随身带着一件暗紫色绸缎棉质外套，特别显眼……那晚，白先勇先生与张爱玲相邻而坐。“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朦胧、迷离，一旦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