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领导成“规划之神” 审批成权钱交易游戏,热点资讯,
在接受“新华视点”采访时，袁奇峰说：“广州海珠区建设环岛轻轨的项目明显不合理，在江边修轻轨技术上的难度可想而知。而这既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又增加不了开发用地，反而会破坏滨江绿地，所为何来？可是，开弓没有回头路，运营轻轨每年投入上亿元，没有客流支撑，成本无法收回，这不是给公共财*制造陷阱吗？”
近年来，各地频频曝出“糊涂规划”：大到“世界生态宝库”湖北神农架建设机场，引发舆论批评地方忽视生态保护；2013年，济南欲在日*侵华遗址“万人坑”上建商业楼盘，被舆论批评后才叫停……
一位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一朝天子’一朝规划。每个领导都有不同的眼界、思维甚至利益，一般是不会延续前任的。一些官员走马上任需要*绩，就修改以前的规划，提出新概念。下面‘唯上’的人则帮着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推进表面合法的程序。”
“利益驱动让一些地方官员成为不合理甚至违法项目的‘保护伞’。某个项目禁止进入某个产业，就通过打‘擦边球’换个名称来突破；而本来实际属于调控的项目，就用一个概念或主题来掩盖。比如在很多地方，以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名义圈地，而实际做的是房地产开发。”他说。
袁奇峰认为，这些乱象的出现，主要是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了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对一些“拍脑袋”的规划，领导美其名曰“讲*治”。
袁奇峰说，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原本有常设委员会会议，由于很多项目专家通不过，便被撤掉了。现在的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持人，国土、住建、规划等部门参与其中。专家大多“听话”，很少出现否决案，*府觉得这样“更有效率、更可控”。而袁奇峰本人正是因为“不听话”被取消了委员资格。
“城市规划委员会的作用，本来是为了降低行*自由裁量权。这样一改，效果大打折扣。”袁奇峰说。
审批成权钱交易“数字游戏”
采访发现，一些领导之所以乐做“规划之神”与利益输送关系密切。权力寻租的方式则主要有两种：
——更改容积率
容积率，一个小小的数字改变就能给开发商带来滚滚财源。
今年4月，广东茂名市原副厅级市长助理雷挺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
法院查明，2007年至2008年，雷挺在任茂名市规划局局长期间，未经研究论证和规划委员会审批，擅自决定修改“碧水湾”等房产项目的容积率等重要指标数值，违规提高房产容积率，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1.1亿多元。
——改变土地用途
据广东省检察院披露，2013年检察机关查办的湛江市遂溪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原局长陈文东、副局长舒驱一案中，二人在遂溪皇家国际酒店报建用途与土地使用证用途和遂溪县城总体规划不符，未办理变更手续、未补交土地出让金及契税的情况下，违规批准了该酒店的报建，导致国有土地出让金及契税损失共计1088万元。
受贿504万余元的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原副局长胡俊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检方指控，胡俊帮助行贿人承接规划设计项目和建设装潢项目，审批同意某项目修改后的总体规划使得建设用地面积得以增加，甚至帮助将某地块从闲置土地情况公告名单中予以撤销。
南方某民办高校一位校长告诉，学校本来已经在当地高新区获批600亩教育用地，近来，因为某位领导要引进一个企业，随意改规划，把其中的一部分教育用地改为企业用地。“之前经过了规划部门的论证，也给了批文，难道就因为领导一句话就立马作废？”他问。
一位“跑”过规划的民办学校董事长透露，能顺利“改”规划要下一块地，至少要找到规划局一把手或分管市领导，“要是能找到市委书记开口，那当然就一路绿灯了！否则，就算签了合同，交了上亿元的土地补偿款，也会长期批不下来，工程开不了工。”
科学、民主是城市规划的“两只手”
“科学、民主是城市规划的‘两只手’，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袁奇峰说，“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论证，让专家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规划决策的‘家长制’，避免某些领导干部肆无忌惮地照顾开发商的利益。”
中山大学*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清建议，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大建设项目要经人大审批才能通过。在制度、程序上确保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相结合。
有基层规划人员提出，目前，发改委等一些部门做的规划评估体系，大多流于形式。他们建议，要建立“一把手”问责制，内容包括审计、项目评估和事后督察等。
同时，要明确制定和公开规划的流程。如果要改变规划，必须通过人大或社会听证，不能内部随意更改。确需更改的，要报到上级部门备案，详细说明原因。(郑天虹、毛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