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不仅是英国的辉煌顶点，也是全球链接和巨变的伊始。在女皇六十余年的统治中，不列颠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了跨越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个领域的革新。科技的革命与开拓的脚步重塑了旧大陆的观念，铸就了新大陆的面貌，用或许略有夸张的话说，我们今日生活的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模样，其起点便是维多利亚时代。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那个时代的英帝国子民的生活，来一窥这种革命的根基与真实。
让我们将时间回溯到百余年前，来到那个时代的伦敦，狄更斯笔下天堂和地狱的交织体，去感受一番那个时代的喧嚣，炫目和滚滚浓烟。
1.寒冷的清晨
由于不列颠的阴冷气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人总是从冷空气带来的颤栗中起床洗漱。富裕阶层的家中可能会安有燃煤的壁炉，但很少点燃。卡莱尔夫人评论朋友为招待她而点燃壁炉的热情是“罪恶的奢侈”，而普通人则更难享受这种待遇。家中的仆人们通常在六点就苏醒开始做工，而那些商贩和酒吧老板们则更早就要准备好开张。对于那些需要准时起床的普通人，比如工厂的工人，有一种专门的职业：敲窗人。钟表对于工人们来说有些奢侈，但对这些专门负责叫醒别人的人来生却是值得的工具。这份工作后来被警察接手，治安官们一边巡逻一边敲响窗户唤醒工人，以赚得一两个便士的外快。
除了壁炉外，他们保暖的工具还有柔软的地毯，即使是贫穷的工人们也要设法用工厂的废料制作地毯，免得一醒来就要踩上冰冷的地板。根据对空气循环的科学研究，他们总是将窗户敞开，以确保空气的新鲜（事实上这些研究对空气需求计算得有些过于夸张，但不影响这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都市的风尚）
当你战胜寒冷，摆脱困意后，就会开始清晨的洗漱准备。富裕的绅士太太们苏醒后穿着睡袍进行洗漱，而平民们则在厨房或其他地方凑合凑合。一个脸盆，一个污水桶，一条法兰绒毛巾，一点肥皂和一壶热水就可以满足大多数洗漱需求。在盆里倒水，沾湿毛巾，打上肥皂，然后用毛巾细细擦洗需要清理的部分，清贫而又大方。最后只需要将盆中的污水下楼倒掉即可。富人们可以每天早上享受热水澡，但这对穷人来说过于奢侈。
肥皂的制作技术在这个期间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区分阶层的方式。威廉·萨克雷在他的《潘丹尼斯的历史》中发明了“下层民众”（greatunwashed）一词称呼那些难以用肥皂洗浴的底层人民。他们闻起来和那些中产阶级与上层人士截然不同——后者身上有浓郁的肥皂香味，也没有汗臭味。这个时候的肥皂以动物油脂和烧碱为原料，并逐渐出现了薰衣草，紫罗兰等香味的肥皂。这种化学制成的香气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勋章，一份洗浴者享受的荣誉。按维多利亚时代的物价，一根肥皂条相当于一大块牛肉的价钱，而一个遵循洗浴潮流的中产家庭一周就要用掉三到四块肥皂，这远非平民能承受得起。
这个时候对应我们现在所用牙膏的物品被称作“洁牙剂”。这些东西制作起来并不困难，其中最廉价的那些不过是一些灰或盐，商店里就有卖。无论是自制还是买来的，大部分洁牙剂本质都是有调味的染色剂——也就是说，清洁的作用相当有限。
（洁牙剂广告）
滑石粉和墨鱼骨粉是最常见的两样材料，可以起到亮白牙齿的作用。稍次一些的材料是煤灰和木炭，虽然作用类似，但很难做成好看的膏状物体。樟脑和焦明矾可以让嘴里有一种药剂的味道，而珊瑚粉或麒麟竭（一种药材）听起来颇有异域色彩，有染色的功效。这个时代的不列颠似乎更偏爱粉红色和红色的染色，而非我们现在熟悉的白色。
2.城乡衣着
洗漱完毕后，便是着装的时间。马甲和长裤是各个阶层男性都会穿的服装。在乡村男性衣服的最外层不是大衣，而是由结实的未染色棉布做的罩衫。这样的外套对剪裁没有多少要求，在家里就能做，也因此最适合这些底层人士。到了年，罩衫逐渐淡出，只有一些偏远山区还有穿这种服装，年轻人们已经开始穿结实耐用的夹克衫。厚重帆布面料做得裤子很受乡村的欢迎。美洲工人们热爱牛仔裤，而温暖的棉织裤更受英国工人的喜好。这种裤子比牛仔裤更保暖，更不透风。农村和工人们的着装越来越靠拢，最后几乎没有区别。而那些照片和画像里的“传统乡村服装”则多是刻意指定的摆拍。
如果说乡下人曾经喜好朴素又耐穿的织物，那城里人就更热爱羊毛服装了。虽然流行的时尚经常变化，但如果你比较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的两件大衣，会发现它们在布料和结构上基本差别不大。羊毛塞得满满当当，几乎看不到编制痕迹，也因此极难弯曲和浸湿。这样的服装结实又挺拔，沉重而密不透风。如果你接触过二战时的军大衣，那大致就能想象出维多利亚大衣的模样。我们要记住，由于保暖技术的差距，维多利亚人即使所处室内也很容易感到寒冷。
对于有钱人来说，维多利亚早期的时髦服装包括一条长裤，一件马甲和一件弗拉克礼服。这种礼服用上好的绒面呢制成，在英国这种布料一直是高雅品味的体现。早期流行的裤子在膝盖上方都是紧身的,前面一丝褶皱也没有。裤脚没有卷边,在脚踝处向外展开,盖住鞋子,只露出脚趾部位。事实上,维多利亚人甚至用一根系带将裤腿固定在鞋子底下。这样面料就被拉紧了,还能防止裤脚在脚踝处晃动或者骑马时破坏造型。到了19世纪30年代,裤子的布料和颜色有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奶白色和米色最适合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条纹和格子也很常见,而深色面料尤其被那些需要经久耐穿的衣服的人群偏爱。与辛苦的乡下人不同,有钱人和城里人的裤子一般都是羊毛质地。法兰绒是非常受欢迎的选择,同样还有哗叽面料(Serge),它比绒面呢要轻薄许多,也更有弹性。但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前者还是太僵硬厚重了一些。
维多利亚男性在穿马甲的时候最为放松。绣花马甲价格十分昂贵,但是印染和纺织技术革新让一些漂亮面料的价格降低了许多。做件马甲不需要太多面料,哪怕是最华丽的设计,背后用的也只是普通的棉布。所以,只要花一点儿钱,就能给马甲做出花样来。一件羊毛马甲可以让外衣更保暖,丝绸马甲是奢华和高雅的象征,印花棉马甲是那些做了绣花工艺的奢侈马甲的替代品。维多利亚时代,运动风也很流行,尤其是在赛马场上,随处可见奔驰的骏马和着装精神、英姿飒爽的骑手。如今,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andAlbertMuseum,简称VA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由羊毛编织而成的马甲,上面绣着拿着长枪的骑士和独特的纹饰。同样被收藏的还有另一件方格图案的天鹅绒马甲,那鲜亮的色彩让人目眩神迷,实用且昂贵。
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在登上皇位后的第一天所穿的,并不是最新潮的装束,因为那件套装上的元素在前一年的时装图样中出现过。它原本是用纯黑色丝绸制作而成,现在已经褪成了深棕色,一对竖条纹沿着裙子的一侧延伸,袖子像一把裹在手臂上的六角风琴,被紧紧绑住,肩膀处打着细小的裙皱,由一串和手臂一样长的绳子来控制整体长度。要想照着图样再做一件这样的裙子一点儿也不困难,如果改用印花棉而不是丝绸,那么不仅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女孩,甚至连一些仆人也可以负担得起。大部分乡下人的服装都是由本地裁缝制作而成,每个客户可按照自己的尺寸特别定制。能够利用图样重现时髦的衣服是女裁缝们最大的优势。手巧的家庭妇女也能做出一整套服装,但大多数人都忙着缝制自家人的贴身服装,无暇顾及其他。如果一位年轻女性做着侍者的工作,通常她的女主人会给她提供一套衣服,这也是服装在阶级间流通的主要渠道之一。有些家庭会给家里的仆人们发放制服,这给下层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女主人将丢弃不要的服装送给女仆也是种很普遍的做法。不过,由于很多家庭不愿意让女仆们看上去太时髦(怕抢了主人的风头),所以也会将衣服卖出去或转送给他人。这类服装流通现象非常常见,因此即使看到穷苦百姓穿着稍微有些破旧的过时服装,人们也不会觉得惊讶。这本身也是一种刺激人们追求时尚的因素:如果你追不上时代的脚步,就有可能会被认成仆人。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薪阶层的着装风格很有辨识度。在东北部的小渔村里,一些女性会穿着垫有棉花的棉衬裙(QuiltedPetticoats),其他地区的妇女们早已抛弃了这种流行于18世纪60年代的款式。这种衣服大多由沿岸渔民家的主妇们缝制,当地人并不觉得它老土,而是把它当作了属于这片土地的风格服装。威尔士女性的穿着也非常具有地域色彩,那高高的黑色帽子和红色披肩远近闻名。她们偏爱本地出产的条纹羊毛织物,常用它来做裙子。赤裸的双足和长度刚到膝盖的短裙,是爱尔兰女性着装的显著特征。与这些传统服饰相比,伦敦的时尚风向正在快速变化中,不过仍保留了一些地方风格特色。一位来自朗达谷的妇女可能会发现,在盛产粗条纹羊毛料的当地很难买到柴郡和赫特福德郡比比皆是的便宜印花棉,因为地区传统在其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值得一提的是,地方上的时尚领袖在这些弹丸之地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穿上某个地区的代表性服装能让人感觉家就在身边,相反,穿得像个外国人可能会让你丧失号召力。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那种华丽而宽大的裙摆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有不少争议，但现代化的轻柔飘逸的衣裙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羞耻的，过于招摇而不够稳重，不符合对女性的优雅端庄的要求。
3.家中的早餐
就像今天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早餐时间会根据一家人不同的工作模式而有所变化。大部分工厂工人在七八点钟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会在离家前匆忙地吃早餐。如果一名工人家离工厂只有几步之遥,那他就能和家人围坐在桌边,享用热腾腾的早餐了。另一方面,农民和农业劳动者通常会在黎明时分外出劳作,很多人要在干了几个小时的体力活后,才能回到厨房。家佣也常会推迟早餐时间,只有在做完家务、服侍主人吃过早餐后,他们才有时间吃饭。
大块面包或是一碗燕麦粥,再添上一壶茶,就是工人家庭中最常见的维多利亚式早餐了。燕麦粥在英国北部地区更常见,因为燕麦是北部最主要的农作物,南部则更常吃面包。对很多人来说,吃燕麦粥和面包的时候还得配上一杯啤酒。啤酒是英国的传统饮料,对于那些挣扎在温饱线的人来说,啤酒不仅能提供珍贵的热量,还能提供大多数人膳食中所缺乏的系列矿物质和维生素。不过,当戒酒运动展开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茶作为早餐时的饮品。出于同样的原因,咖啡和可可也开始逐渐流行起来。
将面包和啤酒当作早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用做太多准备工作。由于不需要生火,所以人们不需要早起。对于那些很早就开始工作,又没法在晚些时候回家吃早饭的人来说,面包和啤酒是最明智的选择。但如果你需要烧热水或烹煮食物,那就得早做准备了。
据社会改革家西伯姆,郎特里^(SeebohmRowntree)描述,年时,有5个孩子的约克郡劳工家庭一个星期的食物包括面包、培根(刚好够家里的男人每天吃一片)和咖啡;黄油也是他们的日常食物,不过由于价格昂贵,只有在犒劳辛苦工作的男人时,才会放纵地享用。他们偶尔也能吃上可可,后者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能提供能量的健康食物。如果在食物中混入牛奶,则能极大增加每日的营养摄入量。所以,对于那些稍微有点闲钱的人,比如铁路工人--他们的薪水是普通劳工的两倍多,可选择的早餐范围则更广。他们一整周都可以吃上鸡蛋、香肠和蛋糕,甚至能享用更多黄油,不过家里的女人和小孩则吃得比男人要简单得多。
汉娜,卡尔威克在日记中描述了她的早餐,其包括面包、可可和茶。不过,只有在帮主人做好早餐,并做完清洁工作后,她才能吃。主人的早餐和她自己吃的可大不一样。除了培根、鸡蛋这些常见的食物外,主人的早餐还包括烟熏黑线鳍鱼、吐司面包、橘子果酱以及她在前一天晚上烘焙好的面包卷。如果有幸参观一所富丽堂皇的乡村别壁,你会发现那里的早餐菜单更加丰富。年,牛排、腌制的牡蛎、虾、萝卜、鹆科鸟类、法式小盘蛋、一块金蓝色的鲑鱼肉、一根巴约纳火腿、俄罗斯鱼子酱、炸鱼丸、烤羊肾、鸡肉馅饼、搭配蛋黄酱的多宝鱼、鸽子派、羊羔肉和烤马鲛鱼片都是可供10~12人享用的宴会上的推荐菜色。若想享用这样的美食,就得接受较晚的用餐时间。即使仆人们从凌晨5点就开始清理、点燃炉灶,厨房的厨娘们也得拼了命地做,才能赶在10点前完成这一桌佳肴。
然而,尽管一些人拥有富足的生活,但在与食物有关的经历中,维多利亚人最常面对的还是忍饥挨饿。饥饿,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是件寻常的事。不过,很少有人真的会被饿死,长期的营养不良倒是个普遍现象。很多人常被饿醒,而且他们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甚至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里,总是渴望着食物。在小说中、报纸上、人们自家的账本里、社会改革者们的调查报告中、法庭笔录里和救济院的接收记录上,相关记载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给人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4.伦敦的街道
每天清晨，街上最早出现的人是咖啡摊摊主。今天，在外用餐比在家开伙贵。然而在19世纪，情况相反。多数工人阶级住在公寓房间(room)里，没有自己的房子(house)。他们也许使用公用厨房，更多情况是使用自己房间的壁炉，上班前把水烧上。家里没人的时候，烧火很浪费，费钱也费时间。在工人阶级的住所，水是稀缺商品。直到19世纪末期，才出现了自来水(经常只供到地下室的厨房里)。最近的水源是街头水泵，一周只有几个小时供水。缺乏储藏空间，饱受害虫侵袭，只能买得起少量食物——这些因素意味着，过夜储藏食物甚至茶叶都不容易。因而工人们选择在上班路上买早餐。
位置和价格决定咖啡摊的顾客构成和繁忙时段。一杯咖啡和“两薄”——两片薄薄的面包和黄油——在西区和金融城要1便士。在码头，顾客多是工人阶级，价格只要一半。出售食物的小贩，凌晨3点左右去菜园进行采购；他们是咖啡摊最早的顾客。接着是下夜班的工人和上班的工人。
济贫院工人们清早上工一个多小时后，办公室人员开始上班。每天早晨皆是如此，一条粗粗的黑色直线，从郊区延伸至金融城中心。每天晚上，这条黑线反方向行进，分散到他们初始的地方。成百上千的人稳健地上下班。年轻的记者查尔斯·狄更斯写道：“来自萨默斯、卡姆登镇、伊斯林顿和本顿维尔等地区的职员涌入金融城，或是走向法院街和律师会馆。中年男子稳步前进，认得迎面走来或是身边走过的所有人——因为除了周日，过去的20年里每天都能见到，但是谁也不和谁说话。”行人的规模让人叹为观止。步行是19世纪最常见的出行方式。到了19世纪50年代，每天约有20万人步行到金融城；到了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0多万。步行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职员。在公共和私人交通非常便利的当代，人们几乎遗忘了可以在伦敦步行。而19世纪，伦敦人无论经济状况好坏都步行。
很多走远距离的人，一天工作12到16小时，下班后再走回家。记录伦敦工人阶级的记者亨利·梅休觉得，“正常”的工作时间，是从早6点到晚6点。在莫德斯通和格林比的酒厂房里，8岁的大卫·科波菲尔工作到晚上8点，他在寄宿的卡姆登镇与厂房间走路来回。很多人工作的时间更长。哈克尼区的马车夫工作时间很长，较短的班次有十一二个小时，长班从14到16个小时不等，甚至会更长。马不能工作如此长的时间，12小时的班需要两三匹马来替换。公共马车的员工工作时间尤其长：车夫和售票员(经常被叫作“小子”，因为他们是资历较浅的工作人员)一次工作20小时，从凌晨4点开始，到午夜结束，其中休息一个半小时。交通业的雇员每天平均工作15个小时，从早7点到午夜，有7分钟的时间吃晚餐，在终点站有10分钟的交替时间。
游人经常描述伦敦街道的繁忙，总是人潮汹涌。年，一位长居伦敦的德国记者马克思·施莱辛格说，“24小时内没有哪个小时的主街是空荡荡的”。住在“安静的霍沃思牧师住宅”的夏洛特·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姐妹第一次计划来伦敦时，打算暂住在圣保罗教堂边的帕特诺斯特街的教士会礼堂——她们以为从住所到康希尔的出版商那里只有几百码，可以轻易走到。但是一到伦敦，她们“对着拥挤的街道和拥堵的马路惊慌失措，站在原地，陷入绝望之中”。这段距离花了她们将近一个小时。当地人和外地人一样手足无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亨利·梅休，把伦敦的声音比作“尼亚加拉大瀑布可怕的激声……如果下坠的水流让人惊惧，伦敦交通的喧闹杂乱一定让人惊恐”。那持续的声响——那种“不间断的咆哮声”，令人惊恐。
很多原因导致了交通问题。从年至年，伦敦人口增长至将近万。公共马车的数量增长了50%，而出租马车增长的倍数还要多。19世纪40年代铁路的出现，进一步增加了道路使用量。当时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地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的不同阶段分布在不同地点，虽然货物使用铁路运输，但从起始点到铁路需要用推车运送。导致交通拥堵最主要和最难解决的原因是一个官方问题——收费关卡。18世纪，很多英国的主要道路是由商人出资修建的；作为投资回报，议会允许他们向使用者收费。狄更斯自少年时期就知道的出入伦敦的必经之路，都布满了收费处。关卡把守着西边的骑士桥、海德公园角、伯爵府转角的肯辛顿、牛津街上的大理石拱门和诺丁山。诺丁山门的关卡是门，圣殿关的关卡是一道横木。伦敦北部的收费处有国王十字，东部有老街附近的金融城路和商业街附近的肖迪奇。伦敦南部有三处收费站，一处在老肯特路；一处在萨里剧院的方尖碑处，朗伯斯路和圣乔治路交会的地方；另一处在肯宁顿教堂处，当时叫作肯宁顿门。
收费处限制了商贸活动，减缓了交通流动。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将维护收费公路的费用转到当地教区。年1月1日，有几个收费站：牛津街、埃奇韦尔、新街、老街和格雷会馆，都废除了收费处。到19世纪50年代，威斯敏斯特区只剩下一个收费处，金融城里一个都不剩了。然而，周围地区和出入伦敦的主路还保留着收费处。伦敦郊区和桥梁有个收费处，收费从1便士到2先令6便士不等。商人、小贩和大公司都需要考虑这份支出，甚至连晚上出去消遣都要考虑过路费。
著名的沃克斯霍尔公园衰落的原因在于价格：不仅是2先令6便士的入场费，也不是到那里的马车费，而是“过桥费和收费公路——一共要9便士”。废除过路费的活动没有达到目标。一个议员代表刻薄地说，一个委员会建议减少收费处，结果伦敦的收费处却从70个增加到个。首相帕默斯顿以其政客作风，要求进行另一场调查。
年，民众在“大型室外示威”活动中现身，抗议在即将开放的切尔西和巴特西间的桥上设收费处。他们表示，过桥费将阻止工人阶级自由进入巴特西公园。该公园在近期完工，旨在为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休闲的区域；如果收取过桥费，工人阶级将无法受益。政府大臣们行动起来：他们建立起另一个委员会。年，在泰晤士河北岸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离伦敦50英里内的最后81个收费站被废除。
在很多人看来，伦敦是一幅无法规划的巨大地图。伦敦有很多地图，然而在给街道、建筑重新命名的过程中，出版了第一份官方地图。这不是出于大都市工作委员会对系统化的追求，而是因为一场霍乱疫情。年，改善伦敦卫生状况，不再只是用来讨论的议题，然而解决问题最基本的要素和有关下水道位置的知识非常缺乏。于是军队被召来，列出所有的城市街道，用来规划。如今“地形图”(OrdnanceSurveymap)中的“Ordnance”不再是它的原意。不过，这是由军事部队、工兵和机械师中的矿工完成的工作。他们给威斯敏斯特教堂建起脚手架，在圣保罗附近半径12英里的范围测绘伦敦。测绘结果于年发表，呈现在张纸上，这更强化人们对伦敦的印象：它大到不可知。
5.中午的饮食
午餐有“正餐”和“便餐”两种称呼，使用哪种要看你的家庭背景而定。
在工人阶级家庭里,这顿饭往往被称为“正餐”,因为在外工作的男人会在此时回到家中。这是一家人一天中最主要的一顿饭,牛油布丁、马铃薯、肉汤和一小块肉(至少赚钱养家的那个人会有一块)是常见食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有这种饮食条件的家庭越来越少。大部分男性发现,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家太远,根本不可能赶在午餐时回到家中。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午餐只能是那些便于携带的简单食物。对许多人而言,通常是一块面包,但也不限于此。繁荣时期,人们也会带一些传统而具地方特色的餐食。在贝德福德郡,农民们可以在田埂上吃孩子们送来的丰盛正餐。狼吞虎咽馅饼(Clanger)是用面粉、板油和水混,合后揉成卷状做成的,它的一头塞着熏咸猪肉片,另一头抹着甜果酱。康沃尔地区的锡矿工人只要负担得起,就会带上他们那赫赫有名的菜肉馅饼(Pasties)作为午餐。简单地用手帕裹着的菜肉馅饼和狼吞虎咽馅饼一样易于携带,而且吃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容器或餐具。这样的食物既能填饱肚子,又有丰富的营养,十分实用。
由于男人们都在外工作,不能回家吃饭,渐渐地,坐在餐桌边就餐的就只剩下妇女和儿童了。在这张餐桌上,肉已基本成为传说,只摆放着水煮马铃薯或没有馅料的酥油面团,再配上一份可以藤着食用的酱汁或肉汤。19世纪中叶,酱汁出现在商店里,李派林隐汁（源自印度的一种辣酱）、HP酱（一位英国杂货铺店主自研的酱汁）以及各种蘑菇酱给平凡而寡淡的餐点增添了些许风味。
在中产阶级家庭里,正午的这顿饭一般被称为“午餐”或“午宴(Luncheon)”,但男人和女人通常不能一起用餐。在办公室工作的男人无法回家,他们没有午休时间,因此,在与家人痛痛快快地吃过一顿早餐之后,他们直到晚上回家之前都只能依靠茶水和小面包果腹。弗朗西斯·基洛特(FrancisKilvert)既不是办公室职员也不是工人,但他也遵循着这种中产阶级男士的午餐模式。作为一名在威尔士克菜罗工作的助理牧师,每次外出拜访教区居民时,他都会带上自己的午餐,其中包括少量的小面包、一个苹果和一小瓶葡萄酒。而在家里,女人和孩子们则会坐在桌前吃着前夜剩下的残羹冷炙,有时也会配上一两道易烹煮的小菜。根据安妮,鲍曼(AnneBowman)写于年的烹饪书籍,午餐可能包括“各类冷肉、野味、火腿、腌肉、肉饼、烤肉和火锅肉、肉汤、排骨、马铃薯泥,甚至还有布丁,再配上桌上的麦芽酒、波特啤酒或葡萄酒”。即使很少有中产阶级的家庭能经常吃到这样整套大餐,至少他们也有丰富的菜单。蔬菜炖肉和肉丁马铃薯泥是中产阶级最典型的午餐,主要由剩菜配上某种酱汁制成。
那时,上层阶级的“午餐”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来说都是件更为优雅的事,因为午餐时间变得越来越晚。不过,午餐期间的气氛总是自然又随意,即使是豪门大户也是如此。比如,狩猎聚会上的午餐通常是自助式的,菜品可能是热菜,品种多样、制作精美——野味馅饼与酱料、浓汤和罐装的肉搭配在一起,摆在野味旁边的冷烤肉混合着奶油和红酒酱料,洋蓟、芦笋或蜿豆与溶化了的牛油混制成各类菜品,还有腌菜和奶酪搭配着种子饼、香槟、红葡萄酒和百利酒。与晚餐的隆重和讲究不同,午餐则更简单一些,而且女士在餐后也不需要退场,每个人的座位也不需一一固定。人们不需为了午餐盛装打扮,而邀请他人吃午餐也没有那么浓厚的社交意味,因此有助于各个社会群体相融。
6.闲暇时光
维多利亚早期的工作周里可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间不满12个小时,这是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福利,而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都相当长。星期日通常都是空闲的,但作为休息日,那些照料牲畜和马匹的农村家庭仍有一系列琐事要完成。大多数妇女在星期日还得做饭和料理家务,但到了星期一,这些妇女又显得悠闲起来,这似乎是件约定俗成的事。星期一早上,工厂的工人、农民甚至办公室职员都会迟迟才去往工作场所。即使已经开始工作,维多利亚时代的职员也会拒绝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努力工作。他们宁愿在星期四或星期五花更长的时间来工作,也要让一个星期的第一天过得轻松而愉悦。而且,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工人运动也经常会发生于星期一。
受经济下滑的影响,许多企业开始缩短工作时间:各个行业的企业陆续将每天的工作时长缩短为10个小时,星期六更是只上半天班。相比于1年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享受这些有利条件(而且只在棉纺厂和煤矿等特殊行业)的《工厂法案》(FactoryAct),这一现实生动地证明:尽管企业家们对员工的“懒散”忧心忡忡,但严重的经济损失并没有发生。从年开始,企业家们惊讶地发现,工时的缩短并没有削减利润。相反,工人的工作效率更高了,机器以更快的速度运行,用餐时间缩短,工作流程也被精简。星期一变成了真正的工作日。实际上,工厂的工人们用早前那个懒散的星期一换来了一整个可以玩乐和聊天的星期六下午。人们对此高兴至极,更不用提每个工作日的晚上多出来的那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光了。
在公园消遣，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东区的维多利亚公园，既是为工人阶级设计的，部分也是由他们设计的——这很少见。工人阶级在公园应提供何种设施的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要保证公园有一个游泳池，这样他们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凉快一下。更靠西边和更加时髦的公园，有不同的设施。富人喜欢在时髦的路线上骑马或坐马车：缓缓地沿着摄政街看谁在外面，然后去公园，再去海德公园，“他们组成了在肯辛顿公园出游的上百辆马车和骑手”。对于那些没有马或马车的人，在公园和绿地散步，是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特点。皇家铸币厂的雕刻师伦纳德·怀恩，在日记中记录了安静的郊区生活：“穿过摄政公园去市里”，“走了一阵……在拉德布鲁克广场花园”，“晚上在肯瑟尔绿地短距离散步”，“走到汉普斯特德田”。对于很多像怀恩这样的人，周日的公园在乐队演奏中显得更活泼，听众的数目让人吃惊：年9月的一个周日，即使一场大雨中断了演出，还有人在肯辛顿花园。上一周有0人。年夏季的摄政公园最后一场音乐会，据说有人参加。
在19世纪,运动和锻炼也许是最受男性欢迎的消遣方式。维多利亚时代来临后,赛马吸引着众多人群。在大型城镇附近,赛马场上一天至少能有1万名观众;如果附近开通了铁路,这一数字最高能达到3万。全国越野障碍赛马(GrandNational)或英国皇家爱斯科赛马会(RoyalAscot)甚至能吸引6万多名观众。富人拥有特殊优待和保护,只需花点儿钱,就能在临时或永久的大看台观看比赛;而工人阶级人群则聚集在免费的围观场地里。完全封闭的赛场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成为常态。围观场地往往人声鼎沸,四周满是摊位和杂耍表演。《布菜登赛马》(BlaydonRaces)一歌写于年,其中就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韦斯(Wes)家的香料摊紧挨着表演杂耍的猴子,而猴子又紧挨着奥德(Aud)家卖苹果酒的婆娘。”对许多人来说,赌博是最具吸引力的一种消遣方式。据估计,在年的“切斯特杯”(ChesterCup)赛马会上,大约有万人的赌金易手。与此同时,由于可以自由饮酒,赛马会常常演变成暴力集会。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板球运动蓬勃发展时,一大批白领发现自已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随后,中产阶级就业市场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职位,而一大批新人口也有了空余时间。办公室的工作时间比以前更加标准化了,而且大部分工作的工时都比以前要短。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工厂工作时间的限制意味着大量工人阶级男性也可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每周工作56个小时为这些工人提供了些许安慰,后者可以在星期六下午和工作日的夜间放松自己。19世纪50年代时,工人就已经开始参与刚刚兴起的板球运动了,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锻炼和娱乐方式。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当工人阶级开始寻找类似的乐趣时,板球已经与上层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此,他们只好转向足球,这个没有阶级属性的运动。从伯明翰足球队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窥见足球崛起的整个过程。年,伯明翰几乎没有足球运动。但到了年,这个城市已经成立了多家足球俱乐部。在英国,足球几乎在每一个工业城镇和城市都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次,训练场地又成了难题。许多早期的俱乐部会与檄榄球运动员和板球运动员共用设施,而更多的俱乐部在能租用或购买场地之前,不得不将公园当作训练场地。
随着足球变成一项更加规范的运动,人们所穿的服装也变得越发统一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足球运动员通常会穿各式各样的日常服装,包括斜纹棉布制成的长裤和马甲、针织背心和花呢套装;此外,他们也会穿不同风格的工作靴,但这些都不是为足球特别设计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种标准的运动服出现了。大多数运动员身上穿的是无领运动衫、没过双膝的短裤和长袜;头上戴着的是各式尖顶帽或柔软的药盒帽。另外,球队衣服的颜色尽管刚被引人,但很快就变得无处不在-一经常出现在球衣上,袜子仍是各穿各的。年,劳特里奇(Routledge)在其《足球手册》(HandbookofFootball)中建议:“如果有条件(应该)每个队伍穿种颜色的条纹运动衫,比如一队穿红色的服装,另一队穿蓝色。这样就不会弄混队伍。”19世纪末,靴子开始变得专业化,至此,一套完整的运动服最终形成。而足球运动的规则也越来越完善。
最后,无论是最高贵的绅士,还是最低贱的乞丐,大多数男性的童年都是在打架、争吵、拳击和日常的打闹中度过的。他们的这些行为深受成年人和父母的鼓励。能为自己挺身而出是令每一个男孩或成年男人崇拜的品质,而临阵退缩则为人所不齿。在维多利亚时代,虽然“挑事”的行为不被赞赏,但你仍应勇敢地为自己战斗。如果遇到挑战,你可以找些借口来蒙混过关,或至少使其变得让社会更容易接受。一系列出于“尊重”的复杂规则给被卷人争斗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回旋余地,比如把某人的帽子敲下来的行为就被公认为在邀请对方一决高下。
几乎没有哪场争斗毫无规则可言。尽管这些规则通常是非正式的,但在男孩中约定俗成。携带任何类型的刀具或武器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或“不可接受的”软弱行为,和欺凌弱小属于同一性质。如果其中一方倒地不起,那就标志着这场战斗已经结束。出拳是迄今为止最受推崇的一项技术,而抓挠之类的方法则过于女性化。毕竟,打架通常是为了让人见证自己的胜利,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声望—-就像胜利者所期待的那样,尤其是会有一大群同伴在旁围观。场旗鼓相当的战斗,若以“体面”的方式和被人认同的技术进行,将会为比赛双方带来更大的声望。一场一对一的比赛通常会在一群男孩的包围圈里进行,这是最理想的比赛环境,而且最接近成人的拳击比赛。弗雷德·鲍顿在回忆他去伯纳德,帕克(BernardParker)的锡棚屋时,表示那里有很多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更文静的游戏:“有些人经常在那里玩拳击,你会看见墙壁上用粉笔写着“今晚有盛大赛事。比尔,韦特(BillWet)对战杰克·弗罗斯特(JackFrost),10个回合。千万不要错过。
7.维多利亚酒吧
当你走进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酒吧时,一种温暖的感觉将扑面而来。无论维多利亚人有多节俭,酒吧的壁炉里总是充满火光。温暖、男性的陪伴和啤酒是酒吧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乡村,大多数村庄也都会有几家乡村酒吧,它们从外面看起来和其他房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挂在门上的标志能让人把它们和其他农舍区分开。酒吧里面也和普通房子没有什么不同,人们会将最大的一间房当作公共区域,但并没有酒吧的标志。
如今,英国还有几家乡村酒吧,忠实保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样子。以德文郡的伯克利,阿姆斯(BerkeleyArms)酒吧为例。这所房子覆盖着茅草,离教堂很近。如果你从前门进入酒吧,其公共区域就位于你的左侧。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约12英尺长,8英尺宽。壁炉就在远处的那面墙上,一旦点燃壁炉,房间很快就会变得温暖起来。公共区域的地面是由石头铺成的,其中一面墙上嵌入了一块高约6英尺、被漆成白色的木板。房间的边缘有一个内嵌式的木制长椅,前面摆着几张简单的木桌和椅子,可以容纳12个人。从一道小门里穿过,你会进人一个小房间,啤酒就是从这里端出来的。小房间的地面凹凸不平,在漫长的工作日结束之后,满身泥污的农民们会在那里把鞋底的泥巴敲下来,然后瘫倒在长椅上。男人们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常在那里喝酒的人来选择乡村酒吧的,从本质上来说,每个酒吧都是一个小型俱乐部,人们彼此之间非常了解。
许多城市酒吧也都大同小异:开在某个房子的前厅里,配有简单的家具和烧得旺盛的炉火。啤酒和杜松子酒从仓库的小门或储藏室的半腰门里,端出。就像乡村酒吧一样,许多城市酒吧的规模很小,且数量众多。在工人阶级的聚居区,几乎每30栋房子里就有一家这样的酒吧。极度拥挤的家庭住房促使酒吧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放松场所。有了城市酒吧,人们得以远离家中哭闹、喧哗的孩子,离开冰冷的房间,暂时从家务中逃离出来。德文郡的另一家酒吧是位于埃克塞特(Exeter)的欢迎旅馆,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这间酒吧就未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它建在工人阶级聚居区,以最原始的煤气灯和零星的油灯为照明设备;墙壁被漆成深褐色,这样一来,刚从工厂回来的酒客就不会因为脏衣服而感到不自在了;壁炉里的火持续不断地为房间输送着热量。
然而,并不是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酒吧都是如此。事实上,一些酒吧看上去宏伟而壮观,堪称民间的宫殿。19世纪40~60年代随处可见金碧辉煌、瓷砖精美、配备奢华的城市酒吧。那些有钱投资的酿酒厂会竭尽所能地让自己的酒吧看上去讨喜,由此来吸引潜在客户。他们的酒吧里铺着色彩鲜艳的瓷砖,还配备着大大的窗户、明亮的灯光、闪闪发光的金属装饰和高度抛光的木制品。酒吧通常最先采用煤气灯照明,后来的电灯也是如此。
8.甜蜜的晚餐
我们很难精准地说出维多利亚时代的晚餐“通常”是什么样的,因为一个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财富决定了他们究竟能吃什么。事实上,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过程中,人们享用的主要食材发生过多次改变。不过，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前，中，后期分别进行介绍。
统治前期
年一个典型的工作日,生活在英国东南部的农妇,比如住在牛津郡泰姆市的弗雷德里克·霍布利的母亲,会简单地为家人准备几片面包当晚餐。家人并不总是坐在一起吃饭,更多时候,他们会选择独自吃面包,因为当漫长的工作日结束后,每个人回到家的时间都不同。面包是从当地的面包店买来的,其以当地谷物制作而成。大多数农妇都没有烘焙面包的设备,烘焙家庭面包是富农的专利,后者拥有更好的烤箱,也买得起燃料。城镇和乡村的工人早已习惯依靠专业的面包师来满足日常需求。
就在同一天,一位兰开夏郡工厂工人的妻子,比如爱丽丝·福利的祖母,会为家人准备一锅煮沸的马铃薯和一小撮盐。她偶尔会用多出的预算买下一块培根,用油炸熟后,切碎并拌入饭中。家人会从当地的酒吧里带回一罐啤酒佐餐。有时,为了换个口味,他们也会用燕麦和水煮粥喝,但依然用盐来调味。
年,英国北部和南部的伙食非常不同。南方人仍依赖于传统的面包和啤酒,而北方人则通常用燕麦和马铃薯(从美国引进)代替小麦。虽然两个地区的饭菜都很简单,但不可否认,北方工人吃得比南方农民要丰富,也比爱尔兰部分地区的居民吃得要好。同年,由于作物歉收,住在爱尔兰科克郡农舍中的家庭可能根本就没法烹制任何食物。在所有的家庭中,那些养家糊口的男人通常能吃到最优质的食物。
随着社会阶层的攀升,人们的饮食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在英国和苏格兰低地的几乎任何一个市镇里,技术工人,如木匠或铁匠会将一天的主食放在中午。晚餐通常被称为“茶餐”或“晚餐”,基本上以面包和黄油为主,辅以冷切肉、少量咸菜和一杯热可可。有时,还有一块蛋糕。而那些较为宽裕的职工家庭可以享用更多热烘烘的菜肴和更优质的面包。
随着社会阶层进一步攀升,餐点变得更加奢华。新潮的中上层阶级家庭通常在晚上5点左右开始用餐,并将这一餐称为“正餐”。尽管他们早前可能已吃过午餐或蛋糕,但这仍然是他们最主要的进餐时间。在一名成功的律师家的洋房里,厨房用人准备的菜单通常包括咖厘肉汤、牛肋条、约克郡布丁、骨头汤、马铃薯、李子(梅子)布丁等。这种风格的晚餐被称为“法式大餐”(àLaFran?aise),所有食物(除了梅子布丁)都将作为单独的一道菜被摆在桌子上。作为一种延续至今的用餐模式,“法式大餐”在每年的圣诞节依然十分常见。不得不说,许多人仍喜欢在餐桌上分食禽类,互递蔬菜。当然,如果我们的维多利亚大律师更慷慨些,就会有更多的餐点--不是在一道主菜后加一道点心,而是有两道单独的主菜。汤品已上过,在“换菜”以及第一批菜肴享用完毕后,桌子将被打扫干净,而第二批餐点也将迅速就位。这次,奶酪和沙拉会被分配到每个人的盘子里。最后,桌子会被再次清理,而仆人则会将甜点端上来。所有的餐盘、刀叉和玻璃杯都会早早备在餐具柜里,用过的餐具和刀具会被快速撤走。
统治中期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下一代（19世纪60年代后）会发现有很多不同之处。茶替代酒精更广泛的饮用，而人们的饮食中也能添加更多培根——当然，这只是总体而非普遍，工业化和商业化总会导致部分人收入上的危机。
技术工匠只要有稳定的工作,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吃得要丰盛,且每天都能吃上一顿肉。他们食用的布丁经常含奶油,因为奶油粉已成为商店的常见产品。用鸡蛋和牛奶制作而成的奶油,此前往往处于家庭的财务预算之外,但现在,工人阶级妇女的口袋里有了额外的资金,可以在“伯德先生”买到性价比超高的牛奶。便利食品也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她们不用费力给肥肉去皮、去筋,预先处理好的板油会被装在袋子里直接出售。
类似职工的中低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其饮食依然存在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便宜肉类。随着城市扩张，新鲜蔬果的价格攀升，而一系列加工食品逐渐被摆上了餐桌。
大律师的家里有更多让人美慕的地方:桌子上经常能看到新鲜的蔬菜、奶制品、野味,甚至还有从富裕的朋友和客户那儿拿来的花园种植产品。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是一位失败的律师的儿子,他在写作上取得的成功拯救了家人的命运。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已经完全适应富裕阶层的饮食起居方式,也买得起从镇里运来的优质食材。当季的芦笋刚摘下来就摆在了他的餐桌上,这既得益于农民、铁路运输和零售商之间的高效协调,也得益于他们一家人遵循的时尚理念—将晚饭时间推迟到夜里。正如比顿夫人所记录的那样,晚餐将于下午6点开始,而不是维多利亚初期的下午5点。
统治末期
20世纪初，维多利亚人的餐桌上继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果酱变得越来越日常化，碾压技术的发展使得白面包摆上了底层劳工的餐桌。白面包，果酱，布丁，茶和廉价肉类组成了劳工们的晚餐。当然，马铃薯在南方也流行开来。饮茶逐渐成为了大趋势，人造黄油和发酵粉的普及让烘焙越来越接近家庭烹饪的必备。大家熟悉的炸鱼薯条也在这时有了雏形。
住在伦敦的职员家庭开始充分食用加工食品。冷冻的新西兰盖羊在同类食品中最受顾客喜爱,低廉的价格让它们常被设为主菜;更便宜的牛肚、鳞鱼、肝脏、牛尾等肉类也是如此。各种调味料,如伍斯特郡酱和蘑菇番茄酱让职员的饮食变得丰富多彩。上述食材都可以在街角的小店里购买。工厂制作的饼干也很受欢迎。它们比较便宜,是一种不需要烹饪的小零嘴。
特罗洛普家族和其他的律师家庭可能不会注意到他们在饮食上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尽管餐饮时尚有所转变,但新型的加工食品对他们的影响仍微不可察。早在年,当正式的“法式大餐”仍被社会广泛接受时,比顿夫人为这种传统的晚餐模式提供了几个正式方案,但到了年,它便被彻底遗忘了。现在,各种正式的晚宴都以“俄式大餐”(áLaRusse)为标准。俄式大餐包括一系列不同的菜色,每道菜都有单独的餐盘和刀叉,且由仆人分切、装盘,送到用餐者面前。俄式大餐至今依然被视为正式的晚餐模式。桌子上除了调味罐,装在里面的盐、胡椒等调味品和面包卷外,没有放任何主菜。桌子的中心摆放着水果、鲜花和烛台。餐具也变得更具装饰性。法式大餐要求将所有备用餐具摆放在餐具柜上,但俄式大餐则要求将餐具放在每个用餐者面前。
结语
毋庸置疑，维多利亚时代铸就了不列颠的诸多辉煌，从它开始的欧美现代化时至今日依然主导了全球的话语权。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在这辉煌背后是贫困，饥饿和压迫带来的累累骸骨。记住荣誉很容易，但那些”代价“却往往会被遗忘，当我们大步向前的时候，不妨稍微停下脚步，看看身后是否有被遗落的珍贵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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