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古巴导弹危机与三天工作日制——这些历史性事件都对成长在其间的一代人产生了持久影响。如今，社会正经历着另一场地震般的剧变。从尚未出生的“新冠一代”到正处于青春期的“隔离一代”，这场疫情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孩子？本文作者哈利·德·奎特维尔（HarrydeQuetteville）对此进行了调查。
从尚未出生的“新冠一代”到正处于青春期的“隔离一代”，这场疫情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孩子？图为一位妈妈在疫情期间于家门口跳舞，以传递积极健康的讯息。（图片来源：新华社）
成长重心瞬间颠倒：上变成了下，错变成了对
最近，一位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我认为，”他写道，“这种隔离状态对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家庭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
在他看来，没有孩子的家庭正在用小说和电视剧填补无尽的闲暇时间。有孩子的家庭则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家长们不仅要“兼职”当教师，还要安抚和引导孩子渡过这场危机。而在这场危机中，几乎没有简单答案，也没有确定性，只有巨大的困扰。
政治、社会及经济——在新冠病毒危机平息之后，所有领域的情况肯定都会有所不同。但在全国上下，另一场大规模实验正在进行。每一个家庭都被逼入了虫茧。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如何破茧。
“他们将是受到病毒冲击的一代，”未来学家伊恩·皮尔森（IanPearson）已经在描绘疫情影响的趋势曲线，“截至目前，从我追踪到的行为变化来看，（疫情的影响）总的来说将是深远的。”
但他们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年12月至年3月之间出生的婴儿已经被称为“新冠一代”（coronnials），他们和被称为“隔离一代”（quaranteen）的青少年，以及介于两代之间的人，是否会成长为神采奕奕、坚韧不拔的成年人？又或者他们将永远带着伤痕生活，成为时刻与人保持距离的“洁癖”，总是用警惕的眼神看待老年人，将朋友、家人、邻居和同学都视为恐惧和传染的载体？
当我向自己7岁和5岁的孩子灌输封城后的“新常态”时，所有这些想法都在我的大脑中涌现。我和妻子曾经花很多时间告诉他们，要有礼貌，要走近别人看着他们的眼睛，要和他们握手。
现在，我们所宣扬的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从出生起就当成游乐场的公园，如今成了需要警惕的地方。他们再也不能和朋友们即兴踢球了。
当然，也不能再靠近我们曾经坚持让他们打招呼的老邻居了。
孩子们听后飞快地点了点头。然后，在离公园大门不到20码的地方，我们5岁的孩子突然意识到自己马上要打破与迎面走来的人之间的6英尺安全距离，于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勇敢地骑着车离开小路，跌进了灌木丛中。当我们把他扶起来时，他的表情更多是困惑而不是疼痛。
学会骑车原本是童年的一大胜利。但现在，让自己从车上摔下来反而成了一种成就，成了正确的做法。孩子们的成长重心瞬间颠倒：上变成了下，错变成了对。
历史上，这并不是儿童第一次被丢进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生活规律被打乱、学业严重受影响、家庭联系被切断。年8月31日撤离令下达后的4天内，80多万学龄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被送到乡下。
老照片中，他们在铁路站台上挤成一团，紧张地微笑着，背着装满了换洗内衣、睡衣、帆布鞋（或拖鞋）、备用长袜或短袜、牙刷、梳子、毛巾、肥皂、洗脸巾、手帕和保暖外套的背包。同时，他们还拿了一个散发着不可忽视的危险信号的东西——防毒面具。父母们是如何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拿防毒面具）的呢？
一代人之后，大西洋彼岸的孩子们充分体验了冷战时期的诡异日常，认识了一只名叫伯特，戴着小帽子的卡通乌龟，在防核教育片里教他们如何“卧倒并掩护”（duckandcover）。很多人都非常不安。蘑菇云成为20世纪60年代学生美术作品的主要题材。有的孩子写了一封信给肯尼迪总统。“我今年9岁，”这封寄到白宫的信上写道，“我不喜欢你的计划。我还太年轻，还不能死。”
不出所料，这样的经历会产生重大的长期影响。一项研究发现，4到6岁时撤离到乡下的孩子们后来“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更大”。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年后的一项研究显示，撤离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要比他们留下来忍受轰炸更严重。战火纷飞中，两位儿童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和多萝西·伯林汉姆（DorothyBurlingham）出版了《战争与儿童》（WarandChildren，年）。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对儿童来说，如果战争只是威胁到他们的生命，扰乱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或者削减了他们的口粮，那么它的影响其实相对较小。但当战争破坏了家庭生活，迫使儿童‘连根拔除’从家庭中获得的原始情感依恋时，它的影响就会变得非常大。”
幸福家庭更幸福，不幸家庭更不幸？
如今，在这场新危机及其带来的封锁措施下，家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与朋友、同学、老师和外部世界隔绝后，家庭环境对孩子们的幸福感更加起到决定性作用。“年龄小的孩子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支持，而且父母之间关系融洽，他们走出疫情时就会带着很大力量，”曾就职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CAMHS）、现在在心理健康基金会工作的简·卡洛（JaneCaro）说，“对于那些没有那么幸运的人来说，疫情则可能是相当具有破坏性的。”
“这种病毒夺走了我们正常的、被广泛接受的、舒适的人际交往方式。一切感觉都很奇怪，带来压力和疏离，结果会反映在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交功能障碍上，伦敦政经学院社会心理学教授索尼亚·利文斯通（SoniaLivingstone）说，“然而，这种情况在孩子们之间的分布将是非常不平等的。有些家庭有几个房间和花园可供玩耍，有些家庭则只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幸运的人将会更幸运。“处于危机中的人，危机会加剧。”战后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Sandbrook）说。从伦敦大轰炸到古巴导弹危机，重大历史事件对儿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放大了一些人的不满、疏离、孤独和恐惧情绪，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增强了发现能力、抗压能力和对他人的信任感。
桑德布鲁克说，在二战胜利日以来的75年里，英国只有一次历史事件对一代人带来了一致影响。“那就是三天工作制（译者注：至年的石油危机造成英国电力供应紧张，通胀率居高不下，保守党政府因此施行一周只上三天班的政策）。年，撒切尔夫人在首次投票者中的支持率比以往任何一位保守党领袖都要高。这显然是年轻一代人在经历了无休止的停电、点蜡烛之后，绝望地渴望改变。”
短期来看，上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为了逃离周围的灰暗，投身到新浪漫主义运动（译者注：70年代末在伦敦产生、年前后达到顶峰的流行文化风潮，以华丽妖娆、浓艳夸张的时装妆容和新浪潮音乐为基础，深受大卫·鲍伊影响）中。从长远来看，桑德布鲁克说，“他们变得更有抱负，更有雄心壮志，更有个性”，80年代的精神由此诞生。
但这种无处不在的不满情绪在历史上是不常见的。较短的冲击会带来两极分化的影响。“有人说自己留下了创伤，”桑德布鲁克说，“也有人觉得自己身在天堂。”每一次危机真正统一的影响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人都渴望回到常态。”
令人不解又欣慰的是，新冠病毒最明显的影响——死亡——对孩子们来说已经成为常态的一部分，即使死亡人数众多也如此。“新闻头条说又有人死了，这（对孩子来说）不成问题。”索尼娅·利文斯通说，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就像对斯大林来说一样：一次死亡是一场悲剧，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离自己家庭更近的死亡显然让人揪心，但即使如此，孩子们也是“非常务实的”，他们早就知道年长的亲戚终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困在家里，“雏鸟离巢”的过程被打断
更持久的影响可能是对上一代人的羡慕和怨恨。
伊恩·皮尔森说：“年轻一代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他们会问，为什么婴儿潮一代的人都过得很好，而他们却要忍受贫穷。”
这种情绪是相互的。“我问姑姑，她怎么看待这次的疫情和二战的区别，”利文斯通说，“她说，主要区别在于，二战时大家的命运都是绑在一起的。可现在，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正在传播病毒，还管这种病毒叫‘老人清除剂’。”两代人都觉得对方让他们失望了。
疫情还可能带来行为上的影响。“我们正在诱发（孩子们）对病菌的恐惧，”伦敦大学学院实验心理学系认知神经科学教授、《乐观主义偏向》（TheOptimismBias）一书的作者塔利·夏洛特（TaliSharot）说，“所以强迫症行为如果在这一代人中出现率较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夏洛特思考了这一流行病对孩子们幸福感的影响。“幸福就是期待，”她说，“对孩子们来说，这意味着和小伙伴相约打游戏，出门看电影，或者去迪士尼乐园。现在，一切都突然被取消了。”今后，在一个连圣诞节也可以被取消的世界里，我们的孩子们会不会对期待的事情更有戒心？夏洛特建议家长引导孩子们把新愿望写在日记里，保持期待。她还提醒，孩子对权威的信心也容易被削弱。焦虑与控制权密切相关。“他们可能会发现，那些本应该拥有控制权的人，并不是真正能够掌控局势的人。”
安抚幼儿的任务在于父母。“孩子们无法与其他人互动，所以只能感受到照顾者传递的焦虑。”夏洛特说。
对青少年来说，疫情则打断了他们“雏鸟离巢”的关键过程。“青春期的整个要点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在世界上闯出自己的路。这一部分是通过身体上的独立实现的，”简·卡洛说，“但是因为被困在家里，他们会失去很多这样的成长过程。”
未来，一些焦虑的青少年可能会选择避免外出，继续保持现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另一些人会因为努力控制自己周边的环境而加剧焦虑情绪。”
“几年后，这种情况会和一些潜在的敏感特质结合在一起，让他们感觉对这个世界不堪重负。”
不仅青春期需要“离巢”，童年也需要。“年幼的孩子一生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第一次离开家，上学、交朋友，”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家安娜·梅钦（AnnaMachin）说，”但这一步已经被剥夺了，他们正在走回头路。”因此，她建议父母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明原因，防止孩子们将自己的恐惧内化。“（如果父母不说明原因）孩子们会自己编造故事来解释，通常会是可怕的故事。”
梅钦著有《爸爸的生活》（TheLifeofDad）一书，长期以来一直推崇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她说，如果看到爸爸和妈妈都为家庭做出贡献，就能削弱孩子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女性在医疗工作者中占75%，这场“抗疫之战”将成为第一场从前线回来的战士主要是女性的战争。
说话正成为一门被遗忘的艺术
这场大变革可能也会影响教育行业。例如，父母将不再执着于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因为平板电脑和普通电脑将成为大量儿童与同龄人和学校联系的重要工具。在位于伦敦北部托特纳姆黑尔的国家数字技能学院，48%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首席执行官马克·史密斯（MarkSmith）说，远程学习的平均出勤率为94%，“这与实际出勤率一样高”。
然而，就在学生的独立性应该蓬勃发展的时候，这种独立性又一次被削弱了。“远程学习的最大挑战是一味地灌输，“史密斯说，“如何让他们参与到学习中来？如何让他们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合作，而不是打开麦克风却不说话、只用文字回应提问？”
他说，这很容易造成学生“过于适应虚拟世界”。对一些学生来说，说话正成为一门被遗忘的艺术。“我们必须要求他们使用声音来交流。他们已经习惯了发短信、发帖子或即时信息。”
随着考试的取消，自我评估将成为另一个问题：“孩子们是在一个非常重视学历的教育体系中长大的。如果不能以常规的方式获得这些资格证书，对他们来说也很难。”
17岁的学生尤利安·特里凡（IulianTrifan）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觉得远程教学不错，但他在寝室里孤立无援，很难判断自己的表现如何。“我总在猜测，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
尽管如此，史密斯仍然津津乐道于一次次尝试新教育方法的机会。“我们永远也不会走向彻底的远程学习，但有一个可以探索的范围。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尝试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不奏效。”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9月份将有一批没有考GCSE就升入高中、没有考Alevels就进入大学的学生。学历证书的耀眼光芒将受到影响。史密斯希望，这能推动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技能上。这一代学生很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新一波婴儿潮圣诞节将来袭
当然，疫情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我们的社会正变得非常碎片化，”安娜·梅钦说，“年轻人最关心的是：我长什么样子？我在Instagram上的‘人设’是什么？但这些想法正在被剥离。我们重新开始思考身体上的接触，以及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朋友或家人——因为当你不能和某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你有多想念他。简而言之，社会交往是人类生存的核心。”
与我们想象得相反，新冠病毒有可能正在打破许多年轻人为自己设立的障碍。“孤独、羞耻、与他人攀比，这是许多年轻人的感受，”简·卡洛说，“（疫情）可能有助于打破这种孤独感。在街道上、社区里，出现了很多善良和体贴的行为，很让人感动。这些事可能激发年轻人的积极情绪。”
这些新现象可能会让人振奋，但因为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了，即使是对最脚踏实地的孩子来说，也可能会迷失方向。
“疫情将产生巨大的长期影响——无论是流媒体娱乐、虚拟教育的崛起，还是商业街的消失，”桑德布鲁克说，“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一旦发生，就是把10年内会发生的事情加速到2周内发生。这种病毒不仅杀死有潜在病症的人，还会杀死那些有弱点的企业和生活方式。”
不过，最终与这场疫情联系得最紧密的，可能并非现在正经历这一切的孩子们，因为大量新生命即将到来。
“很多健康的年轻人正被迫同居，”皮尔森说，“肯定会出现新一波婴儿潮。今年圣诞节，产科病房将超负荷运转。那时，国民保健系统可能刚刚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就又被婴儿潮压垮。”
（《欧洲时报》英国版与《英国电讯报》联合专版；本文作者：HarrydeQuetteville；本文编译：汤林石）
（编辑：李璟桐）